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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论求实》自序

2019-4-11 12:13:00 来源:易文网 作者:周兴陆

    复旦大学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镇。我很有幸,在这里学习和工作,成为学科组的一员。趁此机会,我谈谈个人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几点体会。

    首先,要理论与文献两条腿走路。空谈理论不行;仅仅做文献,也不是文学批评史。理论与文献并重,是这门学科奠基者郭绍虞、朱东润等先生开创的传统。上世纪30年代初,郭先生一方面从事宋诗话辑佚、考证的工作,一方面用现代文学观念重新梳理传统文论;新中国成立后,他主编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》丛书,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,同时在思考传统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等问题,兼顾理论与文献两个方面。我的老师黄霖先生80年代初选注《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》上下册,2000年出版了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?原人论》,也是在理论和文献两方面下过苦功夫,做出大成绩的。我们应该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。虚的问题要做得实,实的问题要做的虚。意思就是,提出和阐发“虚”的理论观念,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和现象分析上;文献考证本身不是目的,应从具体的文献考辨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问题。举一个例子,明末清初许多反清、抗清、与清人不合作的文人,他们的别集在晚清时期被刊刻出版,现在影印本一般依据的是晚清的刊刻本。我仔细对勘过彭士望、王翃别集的刻本与存世的稿抄本,发现晚清的刊刻本有大量的删削和改动,把那些政治性强的、有违碍字眼的诗文都删改了。这不只是哪个本子更可靠的文献学问题,而是清代的文治和文学批评的一个理论话题。以文献为基础,归结点还是在理论。

    其次,读古人的书,思考今人的问题。文学批评史既是一本历史学科,更是一门理论学科。从历史学科的角度说,它本身有许多课题,需要像研究文学史那样去探究;从理论学科的角度说,研究批评史不能只埋头读古书,还须抬眼关注当代社会的问题。过去周作人从批评史上提炼出“载道派”和“言志派”的对立来概括中国文学史,从学理上说是站不住脚的,但是他紧盯当前,用意在为“言志派”个性主义文学开辟道路。郭绍虞用“纯文学”“杂文学”观念的消长来梳理批评史,也不无可议之处,但对于提倡纯文学观念也是不无意义的。思考当前问题,过去曾出现失误,如文学理论上有现实主义,研究批评史就说白居易是现实主义,这种“以古证今”的思维模式今天还很普遍。我觉得传统的意义不在于证明今天已存在的东西,而是提供可以弥补今天缺失的、纠正今天失误的东西。西医治不了的病,用中医来治。比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中“理(动词)性情”、“诗可以群”、“德”与“言”、“教化”、“讽刺”、“变化气质”、“自然”等等观念,对于纠正当前文化的一些不良现象,还是有意义的。应该从矫正和批判当代社会不良文化、思考文化发展方向的立场来研究传统的文学批评史问题,这样文学批评史才是有力量的。

    当前人们匍匐在物欲之下,成为欲望的俘虏,患得患失,没有自性,没有定见。“物”与“我”的问题其实一直贯穿整个中国文化史,儒家、道家、佛家从不同角度解决二者的矛盾。“物”与“我”也是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基本问题。“感物兴情”说,喜柔条于芳春,悲落叶于劲秋,人没定见,是不自由的。中唐至宋代出现了“不感物”“超感物”的诗学心理机制。苏轼说“平生学道真实意,岂与穷达俱存亡”,黄庭坚说“决定不是物,方名大丈夫”,强调的是诗人的超越性人格,“我”终于战胜了“物”,成为超越世俗的、自由无碍的主体,这是宋诗背后挺立的主体性人格。我前几年出了一本《中国分体文学学史?诗学卷》,花费很多笔墨谈中唐至宋代这种超越性的人格精神,视之为中国人精神发展的新层次。其实在下笔的时候,更多思考的是当前的社会问题。在今天我们需要提倡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“决定不是物,方名大丈夫”的超越性人格精神来对抗噬人的物欲。又如对“人性”问题的思考,过去人们一讲到文学中的“人性”,马上想到袁枚。但我对袁枚“性灵说”的认识是,在诗学发展史上,它表现为与传统诗教的分离,与格调诗学的决裂,代表着一种新的方向,即诗歌的个性化方向。但是,在传统意识形态依然十分坚固的思想堡垒中,这种新的思想动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扭曲的。清代中期的社会还没有给予个人真情以充分舒展的空间,还没有新的曙光来照亮诗人的心灵,因此这时所谓的性灵、真情、个性化,只是在个人一己的私情俗欲上放荡,表现出颓废的色调。尽管这种世俗化是对正统理学思想的反叛和嘲弄,但它本身是带有先天不足的。如果沿着其庸俗性的一面发展,将会是人性的堕落、艺术的堕落。在《古诗讲读》里,我特地引出袁枚《马嵬》:“莫唱当年《怅恨歌》,人间亦自有银河。石壕村里夫妻别,泪比长生殿上多。”“最爱言情之作”的袁枚,能将笔触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表现他们的真情,这是清代“性灵”文学的进步。袁枚诗中所咏对今天的文坛依然无不针砭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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